黄钢-虔诚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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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从展览中可以看出,材料在黄钢的作品中成为一种文化载体,佛经印版、古丝绸鎏金铜板,这些宗教法物在黄钢的创作下充满了庄重的艺术色彩。作品的画面使用了大量佛经刻板,这不仅仅止于材料性质的实验或外观装饰,佛经刻板蕴涵着刻经僧侣的灵修,圣洁的刻写劳作透出的生命信息,也传达出菩提的信念而自行涌现佛性或空观。黄钢的综合媒介艺术,显现出性灵化的后极少美学追求,回到内心的空无视像,体悟禅味禅机,在物的构成中拓出时空通达之道,以灵性拯救物化的世界。

艺术创造自由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媒介,都在于语言。而视觉语言更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语言的创造力考验着每个艺术家。「画其所想,而不画其所见」的创造观念,达成了当代艺术的价值认同。黄钢的绘画艺术语言创新性,概括而言有三种相互辩证、相互融合的意向,其一是后极简主义的简约和内敛;其二是抽象表现主义的气韵、线条运动速度、情感化的涂绘和灵动多变;其三是西藏雪域历史文化符号的神秘与厚重。这三种视觉语言的融合,经由佛教性灵之净化,进而得以有机强化,博得有意义的形式。

  在黄钢的作品中最显著的是他对藏经刻板的运用,从1980年代开始,黄钢便开始收藏佛经雕版等文物,二十余年的经历使他的藏品数量蔚为壮观。通过对佛经刻板材料的挪用和拼贴,将现成品用作它途,画面充满了庄重的怀旧色彩,古典氛围中蕴含了现代艺术的创作方式,艺术家自己对于古典的色彩与传统书法非常尊重,故而在画面的色彩经营上倾注了诸多心思。佛经刻板的运用是对原有作品的运用,这些作品的原创艺术家是佛教圣地的僧侣们,他们或许没有艺术家的创作情感,但是雕刻的过程即是他们净化心灵的过程,佛经刻板沉淀了僧侣们的灵休,传达出佛教的信念。黄钢的另外一种材料的运用是高原牦牛皮箱的皮革,艺术家对皮箱进行拆分后熨平,重新拼接成新的图形。这是对西藏藏民生活的文化描述,隐含着一种文化符号。

展览现场

艺术家从当代艺术的视角,用国际化的艺术语言,表现了佛教这种东方智慧的大美。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抽象的、美好的菩提理想,体验到了那种平静、内敛、慈悲的力量。

《我的箱子》可以看作是黄钢的材料性绘画艺术之纲领性表现,他向观者敞开了性灵之门,「箱体」空间带领观者迈入超验的门槛。这一系列作品使用的媒材具有不可复制性,诸如经版、皮箱等有着先于绘画本质的生命存在,而其精心制作的难度和时间的消耗之长,都是当代架上艺术少有的,其工艺性的精炼基础,奠定在黄钢青年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严格的专业训练,以及后来作为教师的研究型积累。离开体制后的十多年来,黄钢把雪域文物的收藏行为当作文化资源的积累方法,同时,雪域文化特殊的启示精神,也使一个有精神渴求的收藏者受到内在的「剃度」,因此,对其绘画本体的正当理解,相应地定位于性灵阐释,就不是流于外在的空泛附会。

  在黄钢所有的作品中,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形成了一种历史语言与当代语言的沟通和交流。黄钢的艺术思想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也涵盖了现当代艺术创作的美学概念,在他放弃艺术经营之后,便专注于创作。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黄钢所能表达出的是他几十年来的厚积薄发的力量,将中国历史、现代、当下的艺术都从作品中表现出来。艺术家表示在作品中既包含着对自他自身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基础的尊重,亦显示出他将其转化为现代艺术视觉样式的努力。批评家盛葳先生曾经在评论黄钢的作品时说过:从中国古典文化到现代文明发展历程的断层现象已不止一次的在文化界引起争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现代主义的激进哲学,与中国古典文化理想中的中庸的一面多有抵触。这一点可以被放到近代百年历史的中西之争的大环境中来讨论,在这个背景之下,二者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而我们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将黄钢画面上的两种不同元素看作一对直接的矛盾体,进而证实社会发展历史中的这些文明的冲突。

黄钢作品

2018年10月20日,“圣洁之地——黄钢作品展”在止观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黄钢“西藏佛教”系列作品中的17件作品,展览将持续到12月20日。

以艺术世代来说,黄钢属于60后艺术家,然而其艺术旨趣、艺术意志乃至生活经历多半不同于这一代艺术家,反而更接近现代主义高峰期向后现代转化的先锋艺术精神。这同时表明,多元化时代潮流中的60后艺术家,大都有着丰富的个体主体性面目。黄钢近十年创作的绘画、雕塑作品,涉及宗教、文化、身体等严肃的题旨,而其观念和方法,又完全是异质的疏离式破题。不难看到,黄钢的创作始终与各种主流保持着审慎的距离,犹如一股潜流的激进运行,从同一性模式的裂隙迸发、奔涌而来,汇聚在当下,自一个贫乏而繁杂的时代文化容器中溢出。

  黄钢在作品中依然延续着他的风格,从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他自身对经历和记忆的阐释,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他自己对作品充满了期待,而面对如今的艺术市场,黄钢的态度却是冷静的。由于多年对画廊与艺术品的经营,他对当今的艺术市场趋向了如指掌,却不会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尽管如此,不少画廊与拍卖行还是意识到黄钢作品中的亮点,竞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代理他的作品。各种大型展览也不断的邀请黄钢参展,从而黄钢也逐渐的在艺术市场中走红。另一个方面,对于艺术市场的影响,保持艺术家原有的思考与创作思路成为黄钢以后要面对的问题。

黄钢作品

此次展览主办方止观美术馆是专精于包括喜马拉雅风格艺术在内的中国西藏艺术收藏与研究的专业机构,致力于对西藏文化艺术的推动与鉴赏力的提升,致力于加强同领域的博物馆、私人藏家和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致力于搭建与世界的喜马拉雅风格的艺术博物馆、学者之间交流及沟通的桥梁。为完成这一使命,止观美术馆不断有计划地收藏顶级的喜马拉雅风格艺术品,进一步丰富现有馆藏,建立起规模适中、品质一流的止观美术馆收藏。在造像艺术上,目前的馆藏有犍陀罗、北印度、斯瓦特、喀什米尔、尼泊尔、西藏本土以及汉地铸造的佛造像;在绘画艺术上,收藏了不同艺术风格及材质的优秀绘画作品。静观自得,是在艺术、个体生命与精神世界之间生成的信靠能力。止观美术馆将空间完全敞开,通过时间这个维度,艺术本身有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永恒感,空间由此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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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在此成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历史遗存给艺术家的有利资源。黄钢的作品《雪域经书》《雪域佛经》《我的箱子》等即是对材料和个人情感的共同经营,佛经刻板、箱子等现成品自身存在着历史文化记忆和视觉效果,艺术家通过对现成品的调整,加入艺术家的油画语言。此处现成品的运用不同于一般的现成品的挪用,并不仅仅是把现成品的原有的意义和语境取消;黄钢的现成品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含义和语境,并将此种语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个重要元素,让现成品成为画面本身的一部分。这类作品表明了艺术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藏文化的一种态度,既包括一种虔诚的相互沟通,也有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

黄钢,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综合材料绘画大师,1961年出生于北京艺术世家。艺术家2001年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职后,在北京成立艺术工作室,成为独立艺术家。2010年获“中国当代艺术卓越贡献奖”,并多次参加世界各地包括第54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等主要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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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钢的画面使用大量了佛经刻板,这不只是材料性质的实验或外观装饰,佛经刻板蕴涵着刻经僧侣的灵修,也传达出菩提的信念而自行涌现佛性或空观。另一项材料是高原牦牛的皮革,由古旧的皮箱拆解熨平之后,拼接镶嵌皮箱为藏民或僧侣的生活用具,蕴含着藏人的生活及其文化传承的秘密,是雪域文化索引性的符号。这种用具性在未经艺术家上手打开之前,还只是岁月打击下日益破旧的器物,如同佛经刻板使用的木料一样,当它们被结合进画面语言,就变成性灵的载体,承载着大地的事物本身。

  他的雕塑作品红色娘子军系列,也是对文革形象的一种回忆和自我阐释。当年的高大全,红光亮形象将很多女性身上的女性因素遮住,形成了整个社会红卫兵统一的形象。而黄钢的作品在表现方式上加入很多艺术家个人的思想,在色彩上,艺术家选取了青铜或者是红色烤漆的处理方式,将当年的娘子军的部分形象保存;在娘子军形象的塑造上更突出了女性的特征,或是舞蹈或是拿枪,从衣着到姿态都加入了女性的很多因素。或许这就是艺术家个人情感的阐释。

黄钢作品

黄钢,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综合材料绘画大师,1961年出生于北京艺术世家。艺术家2001年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职后,在北京成立艺术工作室,成为独立艺术家。2010年获“中国当代艺术卓越贡献奖”,并多次参加世界各地包括第54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等主要艺术活动。

在《我的箱子》这件大尺幅的代表性作品中,除了佛经刻板、拆解的皮箱,画家还拼接少量仿造的虎皮和红五星,构成了祭坛画的视觉意味,黑褐色把上述四种材料统一、平衡在无景深的对称构图中,尽量使对象性的影响单纯,让雄浑的主调沉下来,营造一种宏大、悲剧性的肃穆。而在画面的上端,白色的背景有着红与黄的融渗、漫漶,深度的隐喻因此被显现出来,老虎的王气、红星的霸气、佛光的苍茫,是以内敛的张力混成的;其平面铺展并不容纳形式主义教条,不是用平面的物质真实克服视幻觉,也不是回到物象或具象本身,而是迂回到被隐喻的所指腹地,达到现象学的还原,让材料是其所是。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现方式之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性,艺术家黄钢从自身多年的艺术经历中思考两者之间存在的相通性。黄钢将两者看作实现同一种人生理想的两个方面,它们分属两个极端,但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共同的目的。恰是如此,使得黄钢的作品中既充满矛盾冲突,又包含了协调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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